印钞厂是国家金融流转的关键要地，安全保密可谓重中之重，虽然绝大部分职工只是将自己手下的产品视作“花纸”，过眼如浮云，但难免也会有人抵不住这“花花绿绿”的诱惑，动起歪心思。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一起“国字第一号”案件，引发一时轰动，正是印钞厂的产品被盗了。

　　1985年11月25日，广东省潮州市人民银行的职工打开从国库提取出来的钱箱清点钱款，猛地发现其中竟有钞票被掉包了！钱箱内装的是新五元纸币，共分为8个大包、40个小包，每小包装有1000张五元纸币，其中一个小包被人掉包，内中的五元纸币全部被封包贴头纸替换。次年7月10日，惠阳工商银行从国库提取的钱箱，再次发现被人调包。1987年4月3日，吉林农安县农业银行又出现了同样的情况。三次调包事件，被盗共计7000张新五元纸币，总价值达3.5万元。

　　今日而言，3.5万元似乎算不上一笔大数目，然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许多人每月的工资不过三十多块，连万元户都十分稀罕，3.5万元无疑是一笔巨款，相当于兢兢业业工作几十年的收入。更让人不安的是，屡次有新钞被掉包，表明在国家金融流转的要害之处，生出了一条贪婪的蛀虫。

　　案发后，公安机关从现有证据出发，展开调查，第一条线索来自用于掉包的封包贴头纸。所谓“封包贴头纸”，即纸币封签，每一捆1000张纸币封包时，附上一张封签，封签相当于纸币的身份证明，上面通常记录了纸币生产的来源、面额、日期、经手人等信息。虽然用于掉包的封签是空白的，但根据它们的形制能判断，这些封签只由上海印钞厂使用。第二条线索是钱箱上的铅封印记，它与上海印钞厂的工具特点一致，并且经过痕迹检验，铅封内留有重复积压的痕迹，说明钱箱正常封箱后又被再次打开，之后又恢复原状。

　　第三条线索是通过追踪丢失钞票的序列号，从中国人民银行的回笼券中，发现一张五元券，本应于1985年12月20日从上海印钞厂押送至国库，但在12月21日，这张钞票就已经流入上海市场。综合各方面线索，公安机关认定，偷盗新钞的嫌疑人就是上海印钞厂的内部职工。消息一出，全厂震动！上海印钞厂为此召开了3次职工大会，请公安机关宣讲案情，要求广大职工配合破案。

　　上海印钞厂位于苏州河畔，历史悠远长久，渊源深厚。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，华东军区所属的北海银行接管了统治时期的中央印制厂上海厂——这座印钞厂曾是中国乃至亚洲顶级规模、人员最多、实力最强的国家印钞厂。接管后改名上海人民印刷厂，到1955年，为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保密需要，它摘下铭牌，对外改称“国营五四二厂”，所有的经营活动和通讯均以代号进行。直至改革开放后的1987年，五四二厂再度启用“上海印钞厂”的厂名，经营也逐渐从计划走向市场。

　　解放后的上海印钞厂，除了1950年发生过一次产品失窃事件以外，几十年来再无盗案发生，此案一出，不仅上钞厂一片哗然，也给整个印钞行业敲响了警钟。

　　根据掌握的情况分析，侦办人员认为盗窃者必然熟悉新钞的生产工序，这将嫌疑范围缩小到成品车间职工，尤其是负责纸币封包、装箱的车间人员成为重点的调查对象。然而案件查到这里，仍是迷雾缭绕，真相难寻。

　　在厂内，多次甄别检封车间的相关工作人员，却徒劳无果，嫌疑范围无法进一步缩小。在社会上，追踪钞票序列号的工作也一度陷入瓶颈，常熟路储蓄所、大世界储蓄所都在1986年春节前后收进过100张赃票，老西门储蓄所也发现收进了赃票，但时间久远、存款人数众多，在没有监控记录的时代，存款人长啥样子，谁都记不得了。后来，淮海路上的龙凤珠宝店又发现126张赃票，售货员说是1986年3月2日收进的，售出的是一枚方戒和一个挂件，但对购买人还是没什么印象。

　　光阴飞逝，时间转眼来到1987年开春，第三起新钞被盗的消息传来。上海市公安局刑侦处副处长裘礼庭亲自出马，率领痕迹工程师、侦查员飞赴吉林，勘察完现场后，还将那一捆带有捆扎绳的贴头纸原封不动地带回了上海，而其上的绳结又给侦破工作带来了新的启发——捆扎贴头纸的绳结并非扎钞的原始绳结，是重新捆扎打结的，而成品车间的裁切大组、查码大组、数扎大组都有规范性的捆扎方法，这个绳结显然与众不同，一下子排除了三大组的人员。另外，从第二次盗案被撬木箱的重量和其上的痕迹可以推断，作案者为身强力壮的男性。

　　综合上述线索证据，历经分析、筛选、研判，专案组的目光最后集中到了剩下的32个嫌疑对象上。嫌疑人数虽多，但好歹有了范围，网已收紧，能不能捉到这条大鱼，端看警方的工作够不够细致，决心够不够坚定。专案组组长裘礼庭决定对这32个人进行重点调查，一个一个深挖背景，广泛走访，排查他们的人际关系，尤其是要调查这些人有没有来路不明的大笔钱财。

　　1987年6月12日，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至上海印钞厂视察，重提此案，并且指示相关的单位应不惜代价查找罪犯。上海市公安局也感到巨大的压力，为此案投入了更多人力。7月上旬，专案组派出调查走访的各路人马将材料汇总到了案头，这时，成品车间的一名拉车工张德康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。

　　张德康，年龄31岁，身高1.70米，身材魁梧，是成品车间开电瓶车的。据民警反映，自1985年8月来，张德康家中经济反常，连续购置了冰箱、照相机、录音机、吸尘器、吊扇、落地扇、鸭绒被子、羊毛衫等物，总价值超过五千元。他的邻居从张德康那里听说，是他的岳父死后，留给夫妻俩五千元遗产。

　　确是如此吗？专案组一方面查证张德康岳父生前的收入情况，以及夫妻俩近两年的总收入，另一方面设法获取了张德康的绳结捆扎方法，以作对照。经调查，张的岳父于1986年8月过世，生前是一名普通的退休工人，每月收入50元，并没有留下任何遗产。张的妻子是地区房管所的普通职工，夫妻俩2年的总收入在5700元左右，无另外的的经济来源。随后，专案组又从银行中查到张德康还有五千元左右的存款。这样一来，张德康夫妇的工资在日常的吃穿用度以外，突然多出了相当于二人4年总收入的巨款：一部分购买了新家当，一部分存于银行中。这笔钱的来路十分可疑。另一方面，专案组又获取了张德康亲手捆扎的绳结，经检验与捆绑在贴头纸上的绳结完全相同。

　　1987年7月14日下午，专案组兵分三路，多管齐下：一路到张德康家中查找线索、搜集证据；一路到张德康妻子杨某的单位，迂回询问；最后一路则赴印钞厂与张德康正面交锋。

　　专案组人员找到杨某谈话时，杨某神色紧张，她该明白，丈夫来路不明的钱财终会暴露。警员从他们家中添置的家当问起，当问到“钱是哪儿来的”，杨某一口咬定，五千元钱是她父亲去世时的遗赠，但问到“何时给的钱”“给的是现钞还是存折”“家里、银行里还有没有钱”，她却一概推说不记得、不知道，都是她丈夫经手的。警员让她出示包里的物品，一件黄金挂件引起了注意。杨某声称这是张德康买给她的，价值600多元。

　　事已至此，警员严正劝告杨某：“任何隐瞒对你都没有好处，我们大家都希望你不要把自己牵连进去。”杨某的心理防线终于被突破了，她垂下头默然了好一阵，承认张德康还将几张存单放在她这里，说着，她从更衣箱里取出了总计1.7万元的存单。有了足够的证据，再与张德康谈话已经不必要了，他直接被传唤到了公安局。

　　坐在公安局询问室中，张德康的不安显而易见。和他的妻子一样，张德康一开始仍坚持原来的说辞：银行里存了5000元，钱是岳父给的。然而在杨某交出的存单等种种证据之下，张德康终究无法再蒙混过关，如实交代了他盗窃印钞厂产品的作案过程。

　　1985年7月5日下午，正值印钞厂职工下班回家的时候，张德康偷偷溜进了鼓风机房，躲到鼓风管上，这个机房是成品车间唯一不上锁的房间。等到夜幕降临，值班人员锁上车间大门后，张德康从鼓风机房出来，用事先准备好的钢锯锯断了成品仓库的门锁。成品仓库有三扇门，其中一扇不常开，张德康准备了一把样式相仿的铁锁以取代被锯断的锁，故而无人发觉。当日夜里，张德康从两只箱子里各调换盗窃了1小包新钞，这就是广东潮州和吉林农安两地发现的掉包钞票，共计1万元。

　　完成掉包后，张德康将成品仓库里里外外恢复原状，自己返回鼓风机房，躲回鼓风管上。第二天上班时，他再混入工人之中，等到下班，他把用工作纸裹好的钱放进尼龙袋里，大摇大摆地带出了印钞厂的厂门。

　　有一就有二，看到自己的作案绝对没被人发现，贪婪之心促使张德康在年底12月18日故技重施，这次他盗走了一大包2.5万元的新钞。他随后将钱包好放在一只铝桶里，上面盖了一件工作服，就在别人眼皮子底下把钱运了出来。

　　警员问张德康，将这么多钱带出厂门的时候是怎么想的？难道不怕被门卫查获吗？

　　张德康回答说，印钞厂的门卫、车间警卫的制度确实都很严格，但实际上外紧内松：对于外来人、陌生人审查严格，但对本厂职工却是十分宽松的。比如车间明文规定职工不得将拎包之类的东西带入，但工人们经常如此，也从来无人过问，有时候工人分享水果，大家也都用工作纸包裹后带出厂，并不会被检查。同样，张德康拎铝桶出厂也是反常的，但并没引起警卫人员的关注。

　　1987年9月19日，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钞大礼堂召开公判大会，依法宣判张德康死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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